比赛，先让我哭叫求饶的就能获胜。第一次来的三个，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，沃森、格兰特和奈维斯，他们深夜偷偷摸进来。我刚听见铁门哐当一声打开，他们就拿着警棍扑向了我。这是为了你对罗德里克做的事情，一个警察说。还有他留下的寡妇。你肯定很窝火对吧，因为要是你杀了我，就会有人来收拾你，我这么说，吐出一颗后槽牙。反正多半也蛀得发黑了。从那以后的一个星期，几乎每天夜里都有新警察找我，带路的永远是第一批的三个警察之一。
最后一夜来了四个警察，两个把我的脸按在地上，地面散发着我自己的尿骚味。他们用毛巾裹住一块肥皂，拿那东西轮流砸我的后背，嘴里唱着一个土豆、两个土豆、三个土豆、四个土豆。我受够了这种事情，于是对格兰特和奈维斯说到此为止，免得我真的发火。他们很震惊，我居然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他们反而变本加厉了。两天后，两个人都请求长期休假。格兰特的老婆这辈子都没法用左眼看东西了，奈维斯的儿子断了胳膊和腿。奈维斯来我的牢房，说要是他说了算，他一定会宰了我。我说我对他的儿子感觉很抱歉，但现在他必须好好照看他十三岁女儿的处女膜了，千万别被什么歹人早早刺穿。黑人脸色发白永远是很好玩的景象。他们终于放我去公共休息区了，我的弟兄们在等我，他们围住我，每个人都脸色阴沉、一声不响。刚开始我以为他们听说了奈维斯儿子的遭遇，觉得这么做太过分了，也可能他们只是在向我表达合适的敬意。但然后我从一个人手上抢过报纸，头版头条赫然就是歌手。
夜晚。我和帕瓦罗蒂。我没有表，但我能数得出时间在嘀嗒流逝。从小我就能这么做。加上我祖父教我怎么像科隆人那样看时间。等一等，他不是我祖父，贫民窟的居民不可能有祖父。他只是一个老头子，不走运一直活到了老年，他会唱科隆人之歌。一二三四科隆人要来了。一二三四科隆人要来了。一二三四科隆人要来了，拎着黄铜锁链啊像他的肚皮啪啪啪。问他时间他会抬头看太阳，黄铜锁链啊舔着他的肚皮啪啪啪。
帕瓦罗蒂瞪着死鱼眼看我——我没有意识到我在大声唱歌。就这样，夜晚，估计七点半，但我们就在海边，没有东西挡住西沉的太阳。托尼·帕瓦罗蒂开得很慢，我也没叫他开快点，迪斯科音乐占据
了两个男人的交谈应该占据的空间。我刚开始觉得有点像屁眼人的氛围，但随后意识到是歌词渗入了我的脑海。影子舞蹈，是啊，光线开始变暗，我们就开始跳影子舞蹈。在黑暗中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回到光明之中。
我们背对大海静静地行驶，我想到第二次和平演唱会如何在英国诞生。因为1977年除了战争再没有别的。演唱会呼唤同一种大爱，“携手环节”收费两块，“大爱”环节五块，“和平”环节八块，因为这么做，晒到脱皮的有钱白人男女就可以毫无恐惧地来参加演唱会了，虽说这种事他妈的并不可能发生。晒到脱皮的有钱人不想要和平，而是想让牙买加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，妈的，光是当个殖民地也行。
我们之所以组织演唱会，是因为无论你支持绿色还是橙色，有些地方永远没有抽水马桶，孩童逃过棍棒、石块和子弹，却死在喝进肚子的一口水上。我们之所以组织演唱会，是因为永远有三分之一人口找不到工作，而且并非只是贫民窟才这样。我们之所以组织演唱会，是因为巴比伦在压迫我们所有人。歌手回来了，但他发生了变化。以前他还没看见你就会抱住你，现在他会等一两秒，然后点头打招呼，或者揉着下巴微笑。以前一句话你开个头他会跟着说完，现在他会默默等你说完，眼睛盯着你，一言不发。你要明白，我和1976年12月的事情毫无关系，但我知道他现在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，而那只眼睛的视线有时候会落在我身上。我和托尼·帕瓦罗蒂离开大海，拐向麦克格雷戈沟渠。
那场演唱会。我没有能够看到1976年的和平演唱会，但我看到了随后的战争。因此4月22日我参加了这场演唱会。我在舞台上。我看着西阿格和曼利隔着歌手的脑袋握手举高。人们总是在寻找征兆和奇迹，但征兆什么也预示不了，奇迹中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东西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是托什。刚开始我以为这家伙是来给演唱会添乱的。他特别能惹起我的反感，不过最后我还是看懂了他。但即便看懂了他，认为我和他有了共识，他还是有点不对劲，也许因为比起另外两个乐手，巴比伦最喜欢找他麻烦，尤其是巴比伦的警察。就在歌手回国前一个月，海关在机场拦住托什，扣了他很长一段时间。海关官员咬着他的耳朵说：咱在找理由崩了你。我不怎么想要他，因为这样的人永远也感觉不到正能量。是歌手想要他，说服他过来帮忙。我不会挡在家人之间，插手他们的事情。现在过了一个月了，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托什。托什能让所有人都忘不了他。就在演唱会开场前，他说他不玩这个他血逼的演唱会了，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参与者都会死于非命。他在闷热的夜晚走上舞台，从头到脚一身黑，好像他是当官的，好像为拉斯塔做事的中情局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命令大家收好血逼的照相机。是言